花明楼景区（刘少奇故里）

花明楼景区--刘少奇故里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是全国刘少奇文物资料收藏研究中心和思想宣传阵地。馆区占地面积1300亩，主要包括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少奇同志故居、门楼广场、铜像广场、生平业绩陈列馆、文物馆为主体的纪念场馆；以花明楼、修养亭、万德鼎、刘少奇坐过的飞机、刘少奇母校炭子冲学校旧址、一叶湖、柳叶湖和炭子冲民俗文化村为主体的旅游景观；形成了人文荟萃、山水和谐、风光秀美的花明楼风景名胜区。这里东距省会长沙50多公里，西南至韶山毛泽东故里、乌石彭德怀故里30多公里，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伟人故里文化旅游“红三角”。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自1982年重新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4000多万人次，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20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馆参观。2013年度馆区游客总量达348万人次，年均接待省部级以上嘉宾100多人次，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宣传普及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连续六年评为中国十大红色经典景区；先后获得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巾帼文明示范岗、湖南省最佳等级旅游区、长沙市民最喜爱的旅游景区、长沙市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沙市旅游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刘少奇同志风采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故里欣赏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宣传普及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十大红色经典景区、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巾帼文明示范岗、湖南省最佳等级旅游区、长沙市民最喜爱的旅游景区、长沙市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沙市旅游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刘少奇故里门楼

刘少奇故里门楼是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际建成的。门楼高12.4米，宽15米，颇具江南古建筑风格。“刘少奇故里”五个苍劲大字由全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沈鹏先生题写。

刘少奇同志铜像广场

刘少奇同志铜像是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时落成的，由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亲自揭幕。广场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包括踏步）。两边山头青松傲立、杂树生花，石级中央一条苍翠的匍地龙笔直前伸，广场视野开阔，四周山头连绵起伏，幽远深遂。广场正前方，整齐的小松柏簇拥着一个庄严肃穆的平台，平台中央，少奇同志铜像威严地矗立着。铜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捐建，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和他的高徒程允贤精心制作。铜像加底座共高7.1米(像高3.0米，座高4.1米)，这个数字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七一”是党的生日，少奇同志一生致力于党的建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是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第二，少奇同志享年71岁。铜像座西北朝东南，面部神情似微笑，似沉思，满怀沧桑地遥望远方；拿着烟头的手自然摆放；飘逸的风衣将衬托得更加伟岸。再现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少奇同志风尘仆仆、日理万机的光辉形象，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亲切感。1998年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名。

怀念亭

这个栗色圆柱、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名为“怀念亭”，是1988年刘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时，由长沙市总工会捐建的。“怀念亭”三个大字出自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之手。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是我国唯一一座完整、系统展示和介绍刘少奇生平业绩的传记性专馆，1988年11月24日开馆，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剪彩。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进行了扩建和重新陈列布展，占地面积由3000多平方米扩大至7000多平方米。建筑为自由分散型园林式风格，与炭子冲的山水田园风光相映成趣，浑然一体。纪念馆正门上悬挂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匾额，由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题写。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共有5个展厅。以“伟大的探索者，卓越的领导人”为主题，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刘少奇的生平思想和丰功伟绩。

序厅

序厅正中是一组玻璃钢材质的红色主题雕塑，背景为浮雕，着力体现刘少奇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行进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主题雕塑左右两侧分别设计成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用大理石浅浮雕刻画了刘少奇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的情景，寓意刘少奇是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序厅南北两面乳白色大理石墙壁上分别粘贴着金光闪闪的刘少奇语录，其中南面是：“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摘自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面墙壁上是：“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摘自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有力证实了刘少奇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远见卓识；后者充分说明了刘少奇不愧为“共产党员的典范、人民公仆的楷模”，同时也是刘少奇一生的真实写照。

第一部分

第一组寻求救国道路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今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鲁氏是一位宽容善良的农村妇女，一生相夫教子为后辈称赞。父亲刘寿生忠厚勤劳，受过严格的私塾教养，为旧时有文化的农民。刘少奇从小在知书达礼、勤俭持家的良好氛围中成长。他自幼勤奋好学，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习字，为了获取新知识，他经常去同学周祖三家看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曾留学日本，从国外带回了很多进步书刊，受过明治维新思想影响，回国后在长沙兴办教育，家里藏书琳琅满目、种类繁多，除了传统的线装书以外，还有国文、算术、地理和有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新式书籍，刘少奇嗜书如命，经常在周家看书看到忘我境界。有一次他在周家火盆旁边烤火边看书，连鞋子被炭火烧着了竟全然不知，在邻里间传为笑谈。因刘少奇酷爱读书，凡事能够讲出一番道理，又因为他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乡亲们送给他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

1913年夏，刘少奇考入宁乡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深受进步人士黄锡类校长、地理老师梅冶成先生的影响，使他了解到中国虽然地大物博，却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灾难深重。老师的教诲和国家的局面，使他在心灵深处确定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学校，他积极参与讨伐袁世凯和反对丧权辱国条约签订等爱国运动。自此，他把自己的学名“渭潢”二字改为“卫黄”，表达了誓死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他把这个名字刻在笔筒上，写在书本上，作为座佑铭勉励自己为捍卫国家、拯救人民而奋斗。

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1916年夏，刘少奇辗转长沙驻省宁乡中学、育才学校、陆军讲武堂等地求学，1919年5月在长沙未等到中学毕业典礼，他一腔热血赴北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当年9月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在这里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因为没有筹措到留法路费而放弃了赴法国里昂勤工俭学的机会。1920年经新民学会贺明范老师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参加留俄预科培训班学习，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使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21年8月刘少奇来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在这里，刘少奇两次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讲演，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熏陶，系统地学习了共产主义知识。1921年冬天，在留俄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曾经回忆：“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从此，刘少奇由一位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坚定执着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二组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22年春，刘少奇从苏联留学回国，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刘少奇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中央委派，来到湖南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在长沙郊外的清水塘农舍里，两位有志青年慷慨激昂地就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未来发展进行彻夜长谈，这是刘少奇与毛泽东首次见面。随后，刘少奇被派到江西安源路矿，领导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

此前，安源路矿的工人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几次争取利益的罢工均告失败。1922年9月，刘少奇到达安源路矿后，和李立三一起，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方式，领导一万三千多路矿工人举行了安源大罢工。刘少奇作为工人代表只身进入戒严司令部谈判，他英勇无畏、沉着机智、义正词严地与敌人进行唇枪舌战的交锋：“如不能达到万余工友的合理要求，就是把我刘少奇剁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数千工人包围了司令部，声言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把路矿当局砸得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由硬变软，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工人复工的十三项条件，使罢工取得全面胜利。刘少奇被工友们称为“浑身是胆的刘代表”。

安源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讲究斗争策略，注重组织建设，发挥骨干作用，保护党的力量。刘少奇将工人以十人为单位进行管理，十人中选出一个代表，百人中选出十个代表，千人中选出一百个代表，“百代表”中选出刘少奇为“总代表”，使松散的工人组成为有机组合体，形成了与敌人斗争不可抗拒的力量。

为了捍卫工人的胜利果实，刘少奇在安源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还秘密派遣党员代表到矿警队工作，以维护工人的利益，并为以后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师与矿警队，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革命武装力量。

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力于给工人办实事办好事，在全路矿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为提高工人的文化修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提高了基层党员骨干素质。刘少奇还主持创办了两个工人消费合作社，由工人捐资认股，并且在俱乐部发行股票，成为我国最早自主发行的股票之一。工人消费合作社不仅使工人免受中间剥削，而且还培养了工人自主管理经济的能力。

1924年秋天，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主要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这一时期安源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达到250余人，据1925年1月中共四大统计，全国党员人数为944人，而安源党员人数多于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

第三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强调要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组织失去了领导中枢，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思想混乱，对党组织失去了信任，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这种状况在中共顺直省委表现得尤为突出。1928年3月，中央派刘少奇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刘少奇到达天津后，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给中央写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系统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28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论口号的转变》等文章，一针见血的批评了职工运动中不切实际的错误做法，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和需要，来规定各种口号。”刘少奇经过一段时间对顺治省委的整顿，初步扭转了北方党组织名存实亡的状态，重新改组了中共顺直省委。

1929年春，东北地区的革命处于十分困难时期，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在巡视东北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于是，中央任命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和丰富斗争经验的刘少奇赴长春担任第五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直接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开展革命运动。他选定军阀张作霖的骨干企业奉天纱厂作为工作重点。8月22日，刘少奇在工厂了解工人罢工的准备情况时，不幸被捕。但后来由于刘少奇沉着应对复杂局面，与敌人斗智斗勇，顺利出狱。出狱后，又直接领导了收回中东铁路权益的斗争，推动了整个东北地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刘少奇在满洲省委虽然只工作了八个月，但迅速开创了局面，取得了显著效果，为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8月，刘少奇出席了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继续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他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开展党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刘少奇的这个正确主张，受到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的指责，并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刘少奇在困境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1931年秋回国。

回国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他以“仲篪”的笔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刊物《工运指南》上发表多篇文章。后来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他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组织工人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并有效开展同白区的经济贸易活动，为共产党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全师约12800多人，这是中共革命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组领导创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加强华北抗战力量，受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赶赴华北，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八路军，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7月28日，刘少奇到达山西太原抗日前线。在这里，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重新组建北方局，并担任北方局书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路线，为此，刘少奇在华北领导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大力宣传抗日主张，鼓励青年学生成立抗日武装组织。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薄一波在山西创建的山西牺牲同盟会和青年决死队等，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解决抗日游击战争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由解放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公开出版。文章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以及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这是党内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有力地指导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它与毛泽东随后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受到重创。八路军经过战争实践锻炼，逐渐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主力军。此后，刘少奇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1日，在刘少奇的指示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建立起来，共产党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第五组参与领导解放全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为了迷惑全国人民，打出了和平建国的幌子，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8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抢占大城市，刘少奇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东北是两党必争之地。因为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又是重工业基地，而且背靠苏联、蒙古、朝鲜。我党一旦占领东北，就能打破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刘少奇适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实施这一方针，刘少奇决定成立东北局，并从各解放区调遣部队十一万多人，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比国民党的队伍提早两个月抢占了先机，使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从东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改变了分散被动的状态，取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后来，刘少奇又根据形势的变化，极速调整战略部署，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到广大的农村建立根据地。

1947年初，国民党调集兵力大规模“围剿”延安和山东两个解放区。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实施战略大转移，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建立中国革命指挥所，完成中央委托的土地革命工作、财经工作和军队协调工作。1947年8月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启了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序幕，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翻农民分得了田地和生产工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支持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出现了“父母送子保家乡，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喜人局面，使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开创新纪元的伟大征程。

第二部分

第一组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他主张在一定时期内，甚至用15年至20年的时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加强国营经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大力组织以农村供销合作社为重要形式的合作社经济，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刘少奇提出：“我们不能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消灭了，将来还得请回来。”

1949年初,刘少奇提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但国营经济居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

1949年1月，天津获得解放。当时的军管会、市政府成立后，没人理会私营工商业老板，既不见面也不谈话，更谈不上帮助和支持。有些党的领导干部认为，如果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有些不懂政策的军管会成员甚至还鼓动工人用批斗地主的方式批斗资本家，还有的人主张采取分田分地的模式分工厂、分商店、分房屋、分机器。解放初期，天津市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全市经济滑坡，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实地考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了多次讲话，认真细致的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从而使天津的资本家们打消了顾虑，提高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天津市委迅速落实刘少奇的讲话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设立机构调解劳资关系，组织恢复生产，平抑市场物价，救济失业工人等等。刘少奇的一系列讲话调动了工商业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天津市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经营户由4月的292户增加到12月的5000多户，有效解决了城市管理的迫切问题。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此次访问历时48天，获得极大成功。刘少奇秘密访苏，不但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进行互助合作达成共识，还得到苏联给中国政府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并承诺向中国派遣经济、军事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了外援，也为毛泽东同志正式访苏作前期准备。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9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初期,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主持土地改革工作；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步骤，他主张首先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第二组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深刻阐述了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在此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56年，我国拟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完成。刘少奇适时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中共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刘少奇先后约请国家计委、机械部、电力部、煤炭部等三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积累了很多有关我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作了充分的准备。

由于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盲目冒进，物资短缺，财政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还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撰写《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该社论稿后经刘少奇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不看了”三字。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该社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行为。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阐述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即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论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总方针。这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