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强悍民风，史不绝书

　　长沙古为三苗之地，春秋战国为南楚之域，直至唐宋以前，长沙及湖南之域，虽早已纳入大中华文化版图，但长期以来处于华夏文明边缘地带。长期以来，长沙先民多民族杂处，楚文化在南楚之域盛行不衰，巫风弥漫不消，与湖湘山水人文共同形成浪漫诡丽特殊的民俗氛围，影响至今。

　　“习俗移人，如风之动物”。民俗与民风，紧密相连。湖南民风，是湖南地区人类群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趋同性的风俗文化，换言之，湖南民风就是湖南人集体心理和集体性格的反映。

　　对于湖南特殊的民风及湖南人的特殊的性格，历来人们多有评论。尤其近代以来，湘楚人物蔚兴，湖南民风及湘人性格，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关于湖南人的性格，近年有人著文称：“湖南人号称‘南方的北方人’，性格张扬刚烈，脾气像辣椒一样火爆……”重在说明湖南人强悍火爆性格的鲜明和突出。

　　◆两千多年前，有“楚人剽悍”之说

　　中国远古文化重心多在北方，中国早期历史典籍对湖南民风记载多未具体到长沙一地，多笼统以“楚”、“南楚”、“湖南”指称湖南。

　　《史记》即称：“楚人剽悍”，又曰：南楚“其俗剽轻，易发怒”。所指楚及南楚包括湖南。

　　《隋书》称湖南民风“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更进一步指出：潭州“其俗轻剽”。隋代潭州，就是今天的长沙，这是史书中对长沙地方民风较早的记载。

　　进入宋代，苏轼的弟弟苏辙称：“荆湖之南，地远而多险，民悍而喜讼”，说的仍是湖南人性格的强悍，此时湘人已有“喜讼”之名，已萌出善辩好争的“长沙里手”苗头。

　　南宋时期，有不少湖南地方官文得已保留，湖南地方官员对湘江流域的首府潭州(今长沙)的民风，多称长沙“民最喜讼，最难治”。

　　南宋李曾伯在《潭州谕俗文》更称：“(长沙百姓) 或本无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间言挺刃相向……率以一朝之忿，陷在三尺之科”，看来那时长沙民众，一言不合即以武力相向;又，卫泾在《潭州劝农文》中称“今或以十金之未偿，或一语之不顺，便相杀害，不死不休，累及干连荡破家产”，又称，南宋时期长沙民风“尚气强悍”。因爱使用暴力，李曾伯只得叹息称：“习使之然，良可叹也。”长沙民间喜斗，可见一斑。

　　进入明代，长沙地区强悍民风，与南宋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官员赴任长沙，即有师长友朋赠别作文，特以长沙民风强悍相告诫。

　　明代金幼孜《赠欧阳太守之长沙序》称：“(长沙)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介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倪岳《赠长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称长沙之地“其士习，则好文而尚义;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故习之相近，固多问学志节之风;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可见长沙人既能文，也能武；既爱问学，讲求志节，亦不乏桀骜不服输的性格。复旦大学张伟然老师对长沙人性格多有研究。

　　◆湖南人突出的斗争抵抗精神

　　到晚清时期，湖湘子弟在湘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等带领下，冲出洞庭湖(“出湖”)，进入已被战火摧残的中国文化和经济曾最称富庶的东南，与太平军进行搏杀，一些湖湘子弟，由此开阔眼輵，甚至想要走向世界。曾国藩领导的湘军集团以保卫中国传统儒教文化为号召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一时间，东南财赋，尽归湖南，此时湖南民风民气亦大炽。致力于湖南维新运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月七日电文中评述晚清湖南民风时即称：

　 “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气，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

　　晚年久居长沙六堆子的湘阴郭嵩焘则心怀怨气毫不客气指责湖南为“愚顽之乡”。当时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抵制外来文化侵略最力，有“铁门之城”之称，其顽固守旧，与其义愤激烈之气，同时闻名中外。

　 一些晚清时期进入长沙进行考察的外国人，此时也特别注意到湖南这一中国最富魅力的地区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民气和性格。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人李希霍芬两次行走于湖南进行考察。他在其所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评述称：“湖南人，为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军人主要出生于湖南，尤其很多官员也出生于湖南。他们忠实、正直，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均为该省居民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中国军队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湖南人的贤明、诚实、率直，不仅表现在嘴上，更表现在行动上。他们维持着中国人中最保守、最古老的习惯和信念，重视家庭内的培养，对犯了过错的人所处的惩罚，比未开化的人更严酷。他们极度厌恶对事物马上革新，他们认为那是受外国人影响的缘故。湖南不仅‘出产’中国最优秀的军人，这里也是政治家的摇篮。近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

　　李希霍芬还将湖南人与江西人进行了比较：“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着长江中游、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业精神，而军事精神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思维敏捷。”

　　李希霍芬要强调湖南人的众多优点的同时，也强调湖南人具有保守的一面。

　　但不久之后，晚清中国遭遇甲午战败，一直以来在湘人心目自我感觉良好，号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湘军，也在甲午之战中遭遇惨败。此时长沙城内的不少读书人捶胸顿足，痛心疾心，以万分的负罪心态自承责任，在报纸上号称“甲午的战败，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湘报》九十四号)，在中华民族的危机中，湖南人再度表现出民性民风极度刚烈剽悍的一面，湖南人以“救亡”“变法”为己任的士风民气高昂到极点。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带领下，湖南人在全国率先实施起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号称中国最保守、最顽固的“铁门之城”，转而一变而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当然，长沙城也成为当年中国改良派和保守派斗争最激烈的城市。新党和旧党均表示要改革，但方式却完全不同，所同者，是两者均表现出湖南人性格中的强悍、独立、敏锐及顽强的斗争性。

　　湖南人的好斗，在民国时期，亦有反映。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来湖南进行考察，其报告书即称：“(考察团)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觉)气量褊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慓悍，殆即以此。”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则认为湖南人的强悍，是战士的表现。称：“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随着抗战的爆发，湖南军民在抵御外寇战斗中做出巨大牺牲，湖南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长期以来获得全国人民由衷赞许。

　　◆ 湖南人剽悍民风形成的原因

　　张朋园先生在《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一文中说：“解释湖南人的性格，以血缘说及地理说最为常见”，血缘说以为这是不同民族通婚、血缘混杂的结果，地理说则主张地灵人杰。张朋园认为湖南人剽悍性格形成的因素，既与地理有关，也与历史上的移民、经济斗争有关。前者在于交通之是否方便，后者则指“大量移民的结果，斗争激烈，生存不易”。

　　然而，民风的养成，或湖南人性格的形成，却并非是纯地理原因造成的，也不是一直以来就一成不变的。在湖南乡邦地域上生活过的古圣先贤，他们的人格精神累积起来，也会让后人们不禁追慕、效仿，湖南人的内心形成的一种众趋人格(modal personality)，也可归入民俗民风范畴。早年杨度所作的《湖南少年歌》开头便追述湖南先贤，再抒写湖南后进被振起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些诗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鼓舞作用。

　　维新变法失败，浏阳人谭嗣同流血菜市口后，又一位浏阳人唐才常等又发动自立军起义。此后辛亥革命，湖南立宪自治运动，北伐战争及大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包含湖南省会长沙在内的一代又一代湖南人，不惜抛头颅撒热血，以湖南人不服输不怕死的强悍性格，努力与全国人民一道建立起一个新中国。

　　总而言之，湖南的民风民气及其强悍的性格，为地方风土人文镕铸而成，近现代史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湖南人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不断强化了湖南人坚强不屈的性格。湖南人的强悍既在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在维持一种新秩序，直至努力去创造和建设一个新中国。